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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徽州”的文化內涵

    時間:2020-01-08 16:17:50  來源:  作者:翟屯建

         “禮儀徽州”是黃山市宣傳徽州文化的一句形象口號,其中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中國素稱“禮儀之邦”,儒家思想歷來被視為正統,歷代規章制度的設置,都是以儒家倡導的禮儀文化為支柱?;罩菸幕撬我院笾袊寮椅幕诿耖g社會完整的體現和典型的代表,禮儀文化在徽州各個方面都得到具體落實。知書達禮,溫文爾雅,成為徽州民風的體現。“禮儀徽州”正是中華傳統禮儀文化在徽州踐行落實,最為完整的概括。

      一、禮義與禮儀

      作為一種世代相沿的文化精神,“禮”具有多重含義,有禮貌之義,儀節之義,道德之義,倫理之義,制度之義,法治之義,內容十分廣泛。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因此,有學者提出“禮儀之邦”正確的稱呼應該是“禮義之邦”。

      禮義與禮儀究竟有什么區別呢?

      “禮義”和“禮儀”同時出現在先秦古籍中,《詩·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周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這里,“禮義”一詞所表達的含義是一種思想,人的言行舉止都應該符合“禮”的本義。“禮儀”講的是具體的禮節、禮貌或者禮儀活動、禮儀形式。

      但“禮儀”與“禮義”有時候也相通,《詩·風·相鼠》是一首諷刺和詛咒無禮之人的詩,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全詩三段,均以老鼠起興,說這個人無禮,還不如快點去死!每一段用一個不同的字來說“禮”,第一段說“人而無儀”,第三段說“人而無禮”,意思相同。第二段說“人而無止”,止,就是節,禮節的意思。儀、禮節、禮,換了三種說法,反復歌詠,這是《詩經》中常見的修辭手法。由此可見,這首詩中的“禮義”和“禮儀”是通用的。

      如果更深一些了解“義”和“儀”的關系,“義”更為宏觀,形而上,看得見摸不著;“儀”更為具體,形而下,看得見能落實。儀本身就包含著義,不講求義也就談不上儀。禮義就是禮儀,禮儀就是禮義。我們不能狹隘地理解禮儀一詞的含義,以為禮儀只是些外在的儀表、儀容、儀式一類的東西。忽略了“儀”根據和體現的恰恰是“義”,“儀”將“義”落實到具體的行為和具體的細節。如果連“禮儀”都不講,何來談“禮義”?!

      從中華禮儀文化發展的歷史來看,強調“禮”的內在“義”和強調“禮”的外在“儀”,也有變化。不同歷史時期,“禮義”和“禮儀”的側重,是不一樣的。原始氏族的祭祀、巫卜以及部落之間的結盟儀式,是后來禮儀制度的肇始之端。原始氏族社會的所謂“禮”,強調更多的是形式,是“儀”。到了周代,具備國家形態的禮儀制度開始形成,春秋戰國《周禮》《儀禮》《禮記》的出現,使禮制成為國家機器中政治、軍事、倫理、文化制度。西周時期,已經將原始氏族社會的禮儀習俗上升到了思想制度層面,強調的是“禮義”。

      在儒家的學說里,禮是約束人之情,養成個人良好修養品性的重要手段。隨著禮教的普及,統治階級和文人學者也都沾沾自喜地自稱為“禮義之邦”(見《晉書》卷114《載記第十四》)。然而,由于等級制度的森嚴,基層平民沒有享受禮教的資格,這便是我們熟悉的一句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在統治階級上層,“禮義”重于“禮儀”。

      宋明以后,庶人階層崛起,儒家思想向民間基層滲透,禮教也在庶民老百姓中間扎根??鬃釉f:“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統治階級上層在指導民眾遵守禮教的過程中,由于庶民老百姓不識字,很難懂得禮教的一些真正思想內涵,只要他們按照禮教的一些規矩做就可以了。因此,在這一階段強調“禮儀”比強調“禮義”,顯得更為重要??梢哉f,明清時期對“禮義”灌輸,完全隱逸在“禮儀”之中。正因為明清時期對“禮儀”的重視超過對“禮義”的闡述,在文人的記述中,“禮義之邦”被“禮儀之邦”(見明《國朝典匯·朝貢》)所取代。

      “禮義”與“禮儀”詞語的使用,經歷了一個不斷演變,各有側重的歷史發展過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與時代、時勢、人們的習慣與取舍等密不可分,其關鍵在于如何因時因勢把握中間的度。“禮儀徽州”抓住宋以后儒家文化在徽州民間社會最完整的體現和最典型的代表這一特點,加以高度概括,體現徽州文化的特色,有其獨到之處。

      二、程朱理學與“禮儀徽州”

      程朱理學的出現,使禮儀文化在徽州的踐行達到一個高度。

      孔子認為“禮也者理也”(《禮記·仲尼燕居第二十八》)。二程認為“理即是禮”,提倡“視聽言動,非理不為”(《二程遺書》卷十五),繼承了孔子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思想。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把“理”推及人倫道德,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欲,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道德規范。只有這樣,對“理”的體會和認識オ是最完美的,而“禮”也就是順“天理”的結果,這為禮教找到了道德和人性理論的依據。

      朱熹在哲學思想上不僅給“禮”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地位,而且為之著書立言,以表明禮對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他認為一個人不僅要在思想上認同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倫理道德,更應該在日常的生活中主動踐行。他專門編了一部《家禮》,對家族中冠、婚、喪、祭等四項主要活動以及人們起居、言語、出行等日常生活細節,提出明確規定。如婚禮,要按照議婚、納采、納幣、親迎、見舅姑、廟見等程序依次進行;長者去世,則應該有沐浴、設靈、銘旌、小殮、大殮、成服、遷柩、發引、下棺、成墳等具體環節。為了使少年兒童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養成自覺遵守禮儀、循規蹈矩的習慣,朱熹專門編寫了《蒙童須知》一文,其中如“凡為人子弟,須是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咽,不可聞飲食之聲”“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等等,既細致入微,又表述簡明,很適合兒童學習。

      祠堂和族田是近代宗法制度的兩大主要特征,程頤在設想重建宗法制度時,曾把立家廟作為重要內容,朱熹則借助歷史上人們祭祀鄉賢名士的“祠堂”一詞,把家廟改稱祠堂,作為一個祭祀祖先、團聚族人的中心,規定了一整套禮儀規則。為保證祭祀活動的延續和吸引族眾,他又提出設置族田作為物質基礎。此外,朱熹還特別強調家長、族長在家庭和家族中的地位,制定了一整套禮儀規矩,維護他們至高無上的權威。惟有這樣,整個家族的秩序才會得到維護。

      程朱理學所闡發的禮學理論,是“禮儀徽州”的指導思想。

      三、徽州宗族與“禮儀徽州”

      朱熹熱心于宗法建設,有著重要的社會原因。宋代,由于農民戰爭的沖擊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面臨禮制崩壞的局面,統治階層試圖采取加強“禮治”的措施,以禮入法,通過法律和行政手段來強化禮制建設,而民間家禮的建設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陣地。

      無論是商周時期的宗法制,還是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都是封建社會上層的宗族制度,是為社會上層服務的。庶民沒有資格修宗譜,更不準有宗族組織。北宋開始,宗族制度與政治制度脫鉤,宗族制度由上層向基層滲透。近世宗族制度是一種庶民宗族制度,是儒家文化向民間社會底層貫徹的組織形式。

      庶人階層的崛起,也使宋代統治階層看到了民間家禮的重要性,積極推進“禮下庶人”,成為統治者管理百姓的一個有力工具?;罩葑谧逯贫仁窃诔讨炖韺W直接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對儒家的傳統道德極為講究,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非常注重禮教,有一整套“禮儀”規范人們的行為。

      徽州宗族禮儀重視血統的傳延與繼承,把祖先作為宗族、家族血統的象征,形成敬祖、祭祖習俗?;罩菁雷娑良朗甲?,立春祭先祖,秋季祭禰祖,此外還有忌日祭、生日祭、墓祭等,凡遇春節、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等年節及重大活動,均舉行祭祖儀式,其中以農歷臘月祭最為隆重?;罩葑谧逋ㄟ^各種禮儀,灌輸儒家的忠孝信悌、禮義廉恥。

      宋以后的徽州,奉行朱熹所制《家禮》,婚冠喪祭都是遵行文公家禮。直至民國,徽州的禮節還是以朱熹的《家禮》作為依據,滲透于各個家庭。休寧《茗洲吳氏家典》一書就是根據《家禮》,結合本宗族的情況,規定了婚冠喪祭的禮節,作為子孫后代遵行的法典?!缎輰幏妒献遄V》“祀禮”中具體規定:祭祀尤當嚴謹,不能竊竊私語、交頭結耳、東張西望、搔癢伸腰、聳肩打哈欠,跪拜時必須等聲音寂靜后才能起身,拜后也不準立刻抖衣拂去身上的灰塵,違者要受到懲罰。在明清時期的徽州,這種禮儀規范很嚴,表面上看似彬彬有禮,其實包含著嚴格的尊卑長幼的等級。

      宗族制度所體現的民間基層組織形式,是“禮儀徽州”的社會基礎。

      四、徽商與“禮儀徽州”

      徽商是中國明清時期最杰出的商幫,在明中葉至清中葉的三百余年間,引領中國商業經濟潮流?;丈淌侨迳?,他們以儒家道德規范作為經商標準,以“誠信”為商德。

      《禮記·大學》稱:“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其基本含義是指誠實無欺,講求信用。數千年來,誠信被中華民族視為自身的行為規范和道德修養,成為禮儀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丈淘诮洜I活動中“以誠待人”,形成徽商的儒商特質。

      一般來說,商人的本性是唯利是圖,欺詐、哄騙是商人的共性??墒腔丈虆s認為,商人與顧客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關系,商人只有誠實不欺,才能贏得顧客的信任。所以,他們在經營活動中十分重視自己的信譽,以信接物,貨真價實,公平交易,童叟無欺,市不二價。在商貿活動中,有些商人采用手段卑劣的摻假造偽、以次充好、克斤扣兩、加碼漲價、欺行霸市、爾虞我詐等伎倆經營,是常有之事。奸商劣賈常借此牟取暴利,但徽商卻不屑為之。他們懂得,信譽是商業的靈魂,是無形資產,重然諾、講信用,恪守信不欺的商業道德,是財源不竭和經商長久取勝的成功之道。更是禮儀文化在徽商身上的體現。

      經商做生意講究成本核算,追求盡可能高的利潤,這是無可指責的,因為賺錢是商人經商的最終目的。但中國傳統禮教一直要求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壓抑自己的欲念,以義為重,以德為要。強調的是“義者,宜也”(《禮記·中庸》),意思是要做到不偏不倚,不要過分地去追求個人利益和物質需求,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系?;丈淘诮洜I中不是不講利,也不是不要利,關鍵是他們能正確對待“義”和“利”的關系。倡揚“輕利重義”,力求做到“利緣義取”“以義獲利”,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甚至以利損義,一旦當義、利矛盾時能做到“以義制利”,主張非義之財不取??鬃诱f:“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徽商津津樂道“以義為利”,其實是將自己歸于“君子”一類,不把自己定位為商人。同時他們以良好商業道德來整合義利關系,試圖追求義、利二者結合的完美境界。

      把經商所得財富用于投資社會公益建設,是徽商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生動體現,也是中國傳統禮儀文化在經濟領域結出的碩果。清初歙縣商人江演,經商致大富以后,處家極為儉約,但扶危濟困則一擲千金。他曾捐銀數萬兩,開鑿績溪縣鎮頭至孔靈約30里山路,方便行人;捐巨資疏浚揚州下河,以利行船。休寧商人汪寬也,曾捐資修休寧東峽溪大橋,運大米千擔賑濟水災。另一商人查杰,在蘇州修砌石埠,在南陵修筑道路百里。黟縣西遞典當商胡學梓性喜濟人,樂善好施。獨造齊云山腳“登封橋”、黟縣靄岡橋,襄助建造漁亭永濟橋,另外出資修建黟縣至歙縣、祁門、休寧大路9處。此類例證,不勝枚舉。

      徽商奉行的儒商精神和取得的成就,體現了“禮儀徽州”在商業領域的踐行和取得的巨大成功,經濟支撐也促進了徽州文化在各個領域的全面發展。

      五、村落建筑與“禮儀徽州”

      徽州村落的形成同宗族禮制密切相關?;罩莨糯迓淇臻g布局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以墳墓為中心,一個是以祠堂為中心。以墳墓為中心的村落,往往由廬墓而形成。在祖先墓地旁建宅,逐漸發展而成村落?;罩萑说淖诜ㄓ^念極其濃厚,講孝道。而孝道是禮教中的核心,《孝經》提出“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后來經過程朱理學的闡釋,孝成了與天同理的存在。守孝三年,成為中國的禮儀規矩和制度?;罩萑擞龅教貏e孝順的,索性在父母的墳邊造一幢房子,守著父母的墳墓過日子,這叫廬墓。廬墓是中國禮儀文化及宗法制度的產物。歙縣昌溪便是由吳氏廬墓而成村落的,至今村中仍有一塊占地很大的“大桕園”,為昌溪吳氏始祖及后代各世祖的墳地,“大桕園”也就是昌溪村的發源地。廬墓成村是先選擇墓地,然后建構宅居,宅居圍著祖墓建。婺源縣理坑村整個村落建立在祖墳的“龍脈”之上,建筑朝向也與祖墳一致。

      祠堂是宗族舉行祭祖禮儀和進行各種活動的場所,以祠堂為中心的村落,體現的是一種宗族的榮耀和尊嚴,一種睦族的氛圍。西遞村中心建有胡氏宗祠敬愛堂,整個村落以敬愛堂為中心布局設計,前后兩條溪流,成弧形繞著敬愛堂緩緩流過。街巷以橋相連通,建筑群落的整體感極強。民居拱衛著祠堂,也就是子孫圍繞著祖先。南屏是一個多姓村落,居住著葉、程、李等主要姓氏人家,各姓都把自己的祠堂建在村子中心。年久人丁繁衍日旺,流派漸生,宗祠、支祠、家祠頗多,鼎盛時期,全村共有30多座祠堂,僅村中心橫店街,自南到北不過200米,就有各式祠堂8座?;罩莨糯迓洳季挚臻g中的禮儀觀,是明清徽州宗族社會和禮儀文化的客觀體現。

      嚴格的尊卑有序禮教觀念,無孔不入地影響著民居建筑空間的設置。黟縣宏村承志堂整幢建筑依照主次之分,講究正偏、內外的空間層次;封建的忠孝禮義廉恥的禮制,在整幢建筑中得到充分體現。廳堂、廂房、偏廳諸建筑單元,由磚木分隔或獨立,形成內外層次。在一進一進的合院建筑中,配合行為規矩,意味不同身份的關系。如主人的廂房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可進,傭人丫環端茶送水要打招呼才能進;較簡陋的廂房是傭人轎夫住的;小姐的閣樓男人不能進;廳堂上長輩議事下輩不能隨便闖入;書房是小孩讀書寫字的地方,不能高聲喧鬧等。后廳是長輩居住之處,柱石上雕有壽字,額枋上雕的是“郭子儀上壽圖”。這種尊卑有序、內外有別的建筑空間設置,完全體現了禮教的觀念,是禮儀文化的物化。

      徽州村落和建筑,滲透了中國傳統禮儀文化,也是“禮儀徽州”的直觀表達。

      綜上所述,中國禮儀文化由上層社會向民間基層滲透的過程中,徽州成為“禮下庶人”的典范。無論在指導思想、社會基礎、經濟成就和物化狀態的村落建筑格局上,禮儀文化都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禮儀文化在徽州民間傳播過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華,成為徽州人的價值觀,使徽州人養成禮貌、孝悌、勤儉、自律、從善、向上、愛國、盡職等一系列良好品德和禮儀習俗。“禮儀徽州”體現了徽州文化特色,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ū疚氖屈S山市政協《“禮儀徽州”研究》課題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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